最佳一位基层刑警眼中的药神金桢勋尹姝贻齐藤和义姜亿华余翠芝

一位基层刑张凤凤警眼中的“药神”

关于电影情节方面的就不多谈，大家已经金玉在前。我主要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和相应的法治理念以及自身的司法实践来谈一谈。

电影中徐峥所饰演的主角“程勇”最后被判刑，这一幕让多少亲临电影院的观众流下心痛的眼泪，大家以朴素的价值观对“程勇”抱以理解和同情。热闹过后，少部分理智的观众开始认真讨论电影背后真实的司法案例——“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案。

关于此案件的原始文件可在“中国裁判文书”、“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等站公开查询。在电影上映之间此案并未引发大量的社会关注，热度仅限在小圈子内。

从湖南省浣江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浣检公刑不诉【2015】1号》（下称“不诉书”）中可以看出，此案于2013年11月23日由当地公安决定对程勇刑拘。

仔细阅读这份“不诉书”后，我发现一个细节。公安刑拘陆勇的罪名不是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贩卖假药罪”，而是在此案中无涉宏旨的 “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显而易见，在此案中陆勇购买信用卡仅仅是作为“贩药”的手段，与“贩卖假药”的行为在罪行上相比无足轻重，为什么当地公安却以轻罪立案刑拘，而不以更能在后期说服检察院“批捕”的重罪立案呢？

从我个人的司法实践中来看，公安以轻罪立案无非有两点考虑，一个可能是对“贩瀋太润卖假药罪”的相关证据掌握得不够充分，二个可能是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内部对罪名的认定产生了较大分歧。可见此案从侦查阶段也许就让很多人陷入了情与法的两难境地，《我不是药神》中刑警曹斌的心路历程便是这种冲突最好的演绎。

接下来我将结合浣江市检察院这份《不起诉决定书》（及其释法说理书）通过讨论四个被热议的问题来透析陆勇案的细节。分别是：

为什么是不起诉决定书？而不是无罪判决？

陆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假药罪”？

如果明知极有可能不构成犯罪公安能在侦查阶段就放人吗？

法理和情理在本案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冲突吗？

为什么是不起诉决定书？而不是无罪判决？

截止目前为止，在中文互联上唯一能找到的关于“陆勇贩卖假药案”相关的法律文书便前文提到湖南省浣江市人民检察院发出的《不起书决定书》。稍微懂一点法律的人都知道，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分成三个阶段，即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的主体分别对应公安、检察院、法院。此三者大众往往更熟悉公安和法院的角色，对于检察院的职能相对陌生。

简单来说，检察院在整个刑诉流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对公安的侦查工作进行指导、控制和评价，另一方面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全世界范围内检察院的行使公诉权的方式主要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两种。

前者是指只要侦查机关收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监察机关必须提起公诉，后者则给了监察官相对的自由裁量权，在某些情况下为调和各种价值冲突可做出不起诉决定，而我国监察机关采取的是后者。这就是目前为止互联上“陆勇”案相关的法律文书仅有检方的“不诉书”，而不见法院的“无罪判决”的原因。

陆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假药罪”？

现代刑法是建立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以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为目的的一套社会规范。它和古代刑法最大的区蔡汶家别在于“罪刑法定”四个字。通俗来说，每个公民都应有自由地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人不能因为自己和别人不同的观念而获罪。

唯一应该受到刑法惩罚的原因只能是错误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行为并且在客观上侵犯到了他人的权益，即主观、客观、因果关系三者要同时存在，（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才能用刑法对一个现代公民做出“有罪”的评价。具体到“贩卖假药罪”我们先看刑法规定：

从法条中可见，立法者将本罪规定为“行为犯”，即只要有“生产”和“销售”行为即可认定为犯罪。

但即便如此还是要符合罪行法定所要求的构成要件，当事人陆勇主观上要有 “销售”意思，客观上要有“销售假药”的行为。关于“销售意思”和“销售行为”我们来看看检察院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PS. 采录自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

PS.摘录自检察院释法说理书

检方的“不诉书”中对“贩卖假药”罪的定性是“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释法说理书中为近进一步阐明观点检察官甚至还运用了经济学知识对“销售”进行了定Hexcel公司为空间项目供应元件已有很长1段历史义。

通俗来说，“销售”意思成立的前提需包含有“牟利”意思，即当事人的行为中包含有追求某种利益的目的。本案中当事人陆勇主观上没有“牟利意思”进而客观上仅仅应视作民法上的“代购”行为，而非销售行为。所以根据二阶层刑法理论，主客观不一致，根本上不成立“贩卖假药罪”。

如果明知极有可能不构成犯罪公安能在侦查阶段就放人吗？

电影中刑警曹斌在侦查过程中渐渐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法律和人情面前他内心充满了冲突。这时观众可能会问，既然检方在审查起诉阶段能够通做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本案中公安机关能否在侦查阶段就将陆勇释放？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理论上公安有权力在侦查阶段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但要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条件，比如“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犯罪嫌疑人死亡”等。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被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除非难以收集证据）很少有可能符合以上条件。立法者之所以如此考虑，这就涉及到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结构。

前面我们说过我国的刑事诉讼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三部门分工负责，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配合”很好理解，我们主要谈谈“制约”。

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包括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两方面，工具价值是指的通过刑诉法实现刑法规定的实体正义，独立价值是指实现以权力控用于铝型材检测的韦氏硬度计是1种小型便携式仪器制、保障人权和保障司法效率为目的的程序正义。

司法如果只强调打击犯罪不保障人权和控制权力那么侦查机关的权力将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演变成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法西斯式政权；同样，执法效率如果不被保障，司法力量将过于分散的投入到不必要的消耗中去，社会效益将不会得到最大化的保护。

“制约”便是实现上诉目的最好的手段。立法者在设计制度之初将“制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职权，一个是相互监督。分配职权很简单，不赘述。相互监督最明显的体现便是检察院在整个刑诉环节中既对公安监督，同时还对法院的审判进行监督，包括有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和“抗诉”的检察权。

在这样的诉讼结构中，公安局往往将重心放在“入罪”上，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更多偏向于尽快逮捕罪犯并寻找有罪证据。很多基层公安分局年度考评案件数的计算都是以检察院批准逮捕，甚至公安局内部法制科批准拘留为准，而不以最后法院的无罪判决为准。

而更多的考虑社会效益、价值冲突、人文关怀等更为抽象的法律问题则是检察院和法院的检察官和法官的分内之事。只有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兼顾“正义”和“效率”。

所以，不是警察无情，原谅你是法官、检察官的事，我们警察只负责抓到你！

法理和情理在本案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冲突吗？

“那个警察怎么那么坏。”看电影时我邻桌的女孩大喊了一声。我想所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在观影中都会有这样疑问——“法律的规定真的和我们朴素的情感判断冲突吗?”。

我想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法律，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结合本案来看，检方在《不诉书》中为陆勇出罪的理由是“陆勇的行为不是贩卖行为”，这当然是最直接有力的理由。而在《释法说理书》中检方还从构成要件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陈诉了更多理由。

从构成要件方面，上文阐明了陆勇在客观行为上并没有“侵犯他人人体健康的可能性”。同时，即便是侵犯了“药品管理秩序”表述上也用了“但存在无奈之处”这样的语句。这里检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件GB 15558.2⑴995察官明显是间接地运用了刑法中“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阻却事由。

“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是刑法中对某种特殊条件下对以晨熙构成某种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仍做无罪处理的抗辩事由。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为“在某种极端情况下，法律已经对行为人的行为放弃了某种期待和要求”。此条文的立法目的正是为了平衡价值冲突并保护弱势群体。

以上三大理由是检察院从价值判断方面对陆勇案作出的陈诉。（原文过长不便贴出）为了让大家明白检察官在说什么，这里不得不提到法理学中价值位阶和个案平衡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则。

价值位阶原则是指在某个具体案例中，当某两种或多种法律要保护的价值出现冲突时，我们认为自由〉正义〉秩序。而个案平衡原则则是如果发生冲突的价值是处于同一位阶，那么必须充分考虑特定情形，使个案的解决能够兼顾双方利益。

将法理学中两大原则运用到陆勇案中来看，发生冲突两种价值分别是陆勇及其背后数量庞大的患者的“生命权”和“国家的医药管理秩序”之间的冲突。（此药没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能性）人要活命，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最正义的诉求，而相对来说“国家的医药管理秩序”则属于“秩序”价值的范畴。

当“正义”和“自由”相冲突时，一部善良而正义的法律自然的应该站在更高位阶的“正义”价值一边，暂时放弃对“秩序”的保护。

综上说述，一部真正的良法永远不会偏离我们朴素的价值观。

几千年以来人类聚集在一起并相互约定交出我们的部分权利来构建一个共同体。我们选择相信彼此，选择相信这个共同体的存能保护我们的安全、财产、自由和尊严。

法律就是这个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它不代表某个统治者的意志，也不绝对表达某种价值观的取向，它是人们集体意志的体现，它总是闪耀着人性中善的光辉。所以法律永远不会让正义无路可走，它反而才是实现我们内心正义最好的路径。

推荐 |“幕味儿”公号有偿向各位电影达人约稿。详情见：求贤